股指股票配资 100年前，一个英国作家如何书写困境中的印度之行

“我想爱上一个强壮的下层社会的年轻人，我想被他爱，甚至被他伤害。”E.M.福斯特在一则日记里写道。这位小说家最重要的作品《印度之行》，问世至今整100年，在各种上世纪伟大小说排行榜上，此书据有牢不可动的一席之地，大卫·里恩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是史上经典。福斯特花了11年时间写它，完稿后一直到去世，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再无小说产出，而且，他那“爱上一个年轻人”的隐秘欲望，也在书成之后消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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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M.福斯特（Edward Morgan Forster，1879～1970）

写作困境中的“印度之行”

福斯特是英国人。1849年英国清除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，完全殖民了印度全境，30年后福斯特出生。他比另一位英国作家毛姆晚生5年，都活到91岁，也都是公开的同性恋（虽然毛姆曾结婚并育有一女），不仅如此，当毛姆在20世纪初大红大紫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家时，福斯特也不遑多让，从1905年到1910年，他连续写成4部走红市场的小说，成为英国文坛另一知名的人物。读者们发现，自己希望有所寄放的同情心，可以稳稳地落在福斯特开辟的故事空间里；尤其是1908年问世的《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》，不仅小说本身和电影改编都十分成功，书名也早已成为大众习语的一部分。

但是，就在他的第四部小说《霍华德别业》出版不久，年方32岁的福斯特就在他的日记里吐露出沮丧。“我无能为力，”他写道，“我唯一能写和可以写的主题——男人对女人的爱，女人对男人的爱，现在令我厌倦了。”他继续写一本定名为《北极之夏》的新书，写了一半宣告放弃。他决定去旅行。

那时的毛姆早已把旅行当作家常事，在旅途中他驾轻就熟地写戏剧，同时为小说积累素材。1908年，当毛姆有4部戏剧同时在伦敦上演，他的大名出现在每一张大报的版面上时，他一面数着地中海上的希腊岛屿，一面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下成功带给他的冷峻体会（“我觉得成功对我没什么影响。我讨厌贫穷。我讨厌省吃俭用量入为出。”）的时候，福斯特还没有真正享受过一位“大英作家”在旅行方面的巨大便利。毛姆对相貌和出身都自卑，成年后拥有了一种通透的世故感，无情地蔑视被他俘获的读者和观众，相反，出身富裕的福斯特反而难以树立充足的自信，这大概足以证明上天的公平。到1912年，福斯特开始认真地筹措一次远行，他把陷入创作困境后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上面。

但选定印度作为目的地，又不只是因为想要减压。他在1906年就与印度有了缘分：他遇到一位出身高贵的印度学生穆罕默德·马苏德。虽然他的表白被对方拒绝了，但他从马苏德那里获得了一些印度的关系。带着对马苏德的单恋，福斯特从1912年10月抵达，到1913年4月才离去。半年时间里，他走了很多地方，见了很多人。通过书信和日记，他把那些震撼了自己的时刻逐一写入，比如说，在西姆拉，他参与了一场“进步的”穆斯林婚礼，男人们在阳台的一端祷告，另一端摆着一大个留声机，留声机里传出无聊的英文歌——这种英国人“文明教化”的结果，固然比康拉德《黑暗之心》中描述的西方人对西非资源的暴力掠夺要温柔得多，但也足以让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觉得滑稽。在拉合尔，福斯特认识了一位戈德波尔先生，这个人领他去公共花园散步，还给他唱歌。在海德拉巴，马苏德的一位朋友大声咒骂英国人说：“不管是50年，还是500年，早晚要把你们赶出去！”

类似的情节，《印度之行》的读者日后都能在书中读到，宗主国的人带着对殖民地的想象去到那里，必然要发现现实与心想的不同，福斯特很想在这里做文章，他在1913年刚回英国就动笔了，但是，要把滚烫的一手经验转换成一篇有情节、有结构的第三人称故事（而非第一人称游记）殊非易事，再者说，他必须面对和着重处理的，还有他个人的情欲。

遮掩的情欲与矛盾的异域

D.H.劳伦斯也好，毛姆也好，这些从维多利亚时代跨入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名作家，都在情欲方面有过不失张扬的实践。劳伦斯视情欲若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，认为在漫长的维多利亚世纪形成的英式风俗和秩序下，一个人只有发现并释放自己的真实欲望时，他才算得上是个人。劳伦斯对于一战期间的征募厌恶至极，军医在体检时用手摸他的下体，让他恶心到想要掀起一场暴动。而福斯特呢？他想用一只胆怯的手，去触摸一个激发了他万分柔情的男人，他相信想要真正“接触”一个人，唯有经此途径。福斯特1970年逝世，他绝对想不到，半个世纪后的人们会兴起无爱无性、宅居度日的风气，想在一张过于发达的联络之网上躲藏起来。

不过悖论在于，情欲萌发的时刻大多意味着受挫：一个人，往往是在期待落空的时候，在被拒绝的痛苦之中，对自己想追求的是什么形成了坚信。福斯特可能是在1906年被马苏德拒绝时第一次认识自己的。据《福斯特传》（2010年初版）的作者温蒂·莫法特所说，在去印度之前，他只是向一位知己弗洛伦斯·巴杰尔吐露了自己是同性恋，对性格胆怯却又执迷于情欲的福斯特来说，快感的追寻只能是鬼鬼祟祟的，然而在小说中，可以感觉到他对此情不自禁的表露。

细腻、暧昧、有象征意味的细节，遍布《印度之行》各处。影子、声音、建筑的远景、不言明的心情、深而古老的洞穴、黑暗中不知何来的暴力……福斯特用这些来营造气氛，而在情欲体验中最常见的现象——从期待和温情急变为怀疑、嫌恶，从兴奋迅速滑落到羞耻和自卑——也撑起了书中人物之间的一场场对手戏。

一个印度人和三个英国人：阿齐兹医生——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印度穆斯林及鳏夫；西里尔·菲尔丁先生——一个英国无神论者和人道主义者，有很多印度人朋友，最有福斯特本人的性格特点；另两位，一是摩尔夫人，到印度来看自己的儿子罗尼；二是年轻的阿黛拉·奎斯特，是罗尼的未婚妻。阿齐兹先后和三个英国人交好；其中，摩尔夫人初来乍到，却坚持不用偏见来看印度人，在认识了彬彬有礼的阿齐兹后，她还设法影响阿黛拉，而阿黛拉也没有偏见，除了炎热的天气令她不适，她在印度最讨厌的人是那些傲慢的英国人。

罗尼是大英殖民者官方态度的代表：“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表现得温文尔雅，我们到这里来，是为了主持公道，维持秩序，印度不是一个客厅。”摩尔夫人就说他“说话像上帝”；阿黛拉也不满，考虑不愿嫁给罗尼，不想生活在他那个世界里，跟那些庸俗不堪的英国夫人混在一起。阿黛拉把印度的一切都看得神秘，想尽情地接触。跟摩尔夫人出于理性的宽容相比，阿黛拉对印度的好感，主要是出于一种浪漫化的想象和激情。

而菲尔丁，他开明、热情、从容至极，邀请阿齐兹和两位英国女士到府上一叙。阿齐兹先到，刚巧菲尔丁正在换衣服，他在门帘里面，阿齐兹看不见他，却听到了声音：我有个金领扣，不小心踩坏了。阿齐兹的反应很快，立刻说，身边正巧多余一个领扣，可以送给菲尔丁。而实际上，阿齐兹是把自己衬衫上的领扣拔下来给的菲尔丁，而这个领扣还是他妹夫送他的礼物。

阿齐兹也并非要讨好英国人，正相反，他只是出于穆斯林的热情，想交朋友而已。然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爱物，他就会对菲尔丁有所期待，当他向菲尔丁说起当时正流行的后期印象派，得到菲尔丁嫌弃的回答（“后期印象派！我真看不懂这个世界。”）时，他误解了，他以为菲尔丁的意思是：你一个印度人，有什么资格谈论后期印象派。

人跟人之间并不是只要有了相交的诚意和愿望，就能如愿以偿的。人的性格、文化习俗、语言习惯等都会影响友谊的达成。阿齐兹接着迎来了与阿黛拉的交往，在印度教信徒悠悠然的歌声中，尤其是在摩尔夫人的陪伴下，阿黛拉和阿齐兹都分外放松，很快有了信任。阿齐兹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事，讲印度历史上的莫卧儿王朝，讲芒果种植，讲他自己做过的外科手术，并说，欢迎几位都到他家去做客。仅仅是出于交朋友的激动，阿黛拉立即问起了他的住址，然后说：“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知道一个真正的印度人家里是什么样子的了。”

阿齐兹的家里很破旧，苍蝇乱飞，但这还不足以让他闻言发窘：是阿黛拉的不通世故，对客气话的照单全收，以及无意中再次强化了阿齐兹印度土著的“他者”身份，让阿齐兹措手不及。友谊真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。当罗尼赶来，指着阿齐兹缺少袖扣的上衣，斥责那几位英国人跟一个衣冠不整的印度人来往时，他的无知无礼不仅使他自己丢丑，也令其他三位英国人觉得，自己和阿齐兹之间，并不能如自己所愿的那样轻松地接近。只要有殖民和被殖民这一关系存在，处在两边的人，就不可能真正自如地社交。

福斯特在另一则日记里写到过：“跨越收入、种族和阶级的障碍，获得信任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奖赏”，他笔下的菲尔丁正是这么认为的，可是，一腔善意的菲尔丁，不能阻止阿齐兹产生自卑和幽怨。接下来，故事该如何发展？

电车售票员和宫廷理发师

福斯特写得非常累。1914年一战爆发后，他被派往埃及采访战争伤员。埃及那时也是英国殖民地，他带着已经写好的稿子，写了又改，改了又写。1917年，他在亚历山大成功地交上了一位情人，是个电车售票员，名叫穆罕默德·阿德尔。但是在日记里，福斯特写下了他切身体会到的信任之难。身体再亲密，“收入、种族和阶级的障碍”在人的心中筑起的墙垣，却是难以逾越的。福斯特记下了阿德尔的一句话，一句极为不自然的话：阿德尔说，是你的情欲使你结交了一个电车售票员。

后世的研究者总是对他这段经历特别感兴趣。2014年，南非作家达蒙·加尔古特借用福斯特那本流产小说《北极之夏》的书名，以福斯特写《印度之行》为主题，创作了一部虚构作品。加尔古特认定，福斯特是在1917年遇到阿德尔时才初尝性的果实，这之后，阿德尔娶妻生子，两人虽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再要相遇就很难了，但是福斯特用阿德尔取代了马苏德在他心目中的位置，去描绘阿齐兹医生这个形象。和阿德尔一样，阿齐兹满心以为，他三生有幸地遇到了几个开明的英国人——阿黛拉、摩尔夫人和菲尔丁，他期待真正的信任和友谊，可福斯特要写出一个深刻好看的故事，就不可能让他轻易如愿。

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，这一次，他的身份是给殖民次大陆的一个小邦国德瓦斯的马哈拉贾（政治首脑，也称“大君”）担任秘书，在此期间，他在大君的默许之下，搭上了一名宫廷理发师。福斯特写下了自己微妙的心理变化：

“第三次见面时，卡纳亚（理发师的名字）很准时……我立刻对他产生了兴趣和柔情，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……我无法从卡纳亚那里得到埃及人（指阿德尔）那样的情感反应，因为他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奴隶……我现在在与他的关系中掺杂了一种欲望，想要对他施加痛苦……我从未和其他人有过这种欲望，无论之前还是之后，我并不是想惩罚他……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奴隶，而我是一个没有人可以追究的暴君。”

这就是亲密关系的真相：只要有一方不够投入，另一方的爱恋瞬间就会变成莫大的羞耻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交出了最软弱的一面，却遭到了辜负。这里面必然少不了误解，毕竟一方不可能控制另一方对他的感受，如果无法给出对方所期待的“反应”，他也无从辩白。

福斯特之后的确对理发师“施加痛苦”了——在大君的鼓励下，他打了卡纳亚，只不过起因是卡纳亚对外吹嘘他和一个英国明星作家的关系，想要提高自己在宫廷里的地位。大君告诉福斯特，对待这种下等人，暴力是唯一的交流方式。于是，一心渴求“接触”的福斯特穿上了英国人的制服，拿起了皮鞭。

这些都是福斯特自己记下来的事情。温蒂·莫法特的传记，在写到这里时为他开脱说，这场暴力成了他反思权力、反思种族主义和帝国行为的契机，福斯特一时间把卡纳亚想象为没有情感的下等人，但他为此深深负疚。也许这样的理解是对的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从结情埃及的电车售票员，到鞭打印度的宫廷理发师，这些经历对福斯特最终写成《印度之行》的高潮桥段——马拉巴尔洞穴事件，构成了决定性的影响。

作为隐喻的马拉巴尔洞穴

福斯特曾说：昌德拉波尔的马拉巴尔洞穴“代表着一个可以集中注意力的地方”。这组迷宫般复杂的洞窟，在他的笔下，蕴藏了深不可测的神秘智慧；从洞穴中回来的游客“不能确定他的体验是有趣的还是沉闷的，或者干脆就没有任何体验”。他发现，很难讨论这些洞穴，也很难在脑海中把它们区分开来……洞是存在的，但洞也是空无，洞穴作为“景点”的响亮名声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言语，无人讲得出它的好处。

在《印度之行》里，为了化解阿黛拉对他家产生好奇而引起的尴尬，阿齐兹提议一行人去游玩马拉巴尔洞穴。阿黛拉深受吸引，菲尔丁和摩尔夫人也都欣然愿往。阿齐兹花了一大笔钱来筹备所有人的出行，可是菲尔丁没有赶上火车，然后，在靠近山洞的时候，阿齐兹安排两位女士骑一头大象前去山洞，这个安排也引发了误解，两位女士觉得自己被阿齐兹当成了一般庸俗的白人游客。不愉快的感受在积累。到了洞穴里，摩尔夫人被一种回声击中——它的“嘭”音单调而毫无特色，却使摩尔夫人的基督教信仰在此动摇了：她顿悟道，爱，无论是发生在神圣庄严的教堂婚礼上，还是发生在最原始的山洞里，在这一记回声面前，好像没有任何区别。洞窟里的回声是原始的，先于一切而存在，当然也先于人创造和信仰的神。

她退了出来。而阿黛拉还想接着逛，于是阿齐兹带着她，跟着一名向导进去。他们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各想着心事。到了洞里，二人无意间走散了。接下去就是一阵响动，是惊吓，是奔逃，是呼救。阿齐兹先是发现了阿黛拉摔坏的望远镜，然后看到她被一辆车接到山脚。他们再次相聚时，警察也赶到了，告诉阿齐兹：阿黛拉已经控告了他，说他在山洞里对她非礼。

几个人的命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。接下来的庭审也写得非凡，阿黛拉在庭审中再次被印度人的鼓声所感染，她再度眩晕，放弃了控告，而且透过福斯特精妙的文笔，读者似能觉察到，阿黛拉对阿齐兹别有一番心情。阿齐兹是否真的袭击了她，不仅法庭判定不了，她自己都不清楚，也许袭击出自她的想象，也许她是因为爱上了阿齐兹却无法说出，也无法付诸行动，而产生了被阿齐兹施暴的幻想。真相是不可知的，他们两个的“接触”，被置于一段黑暗的洞穴通道里，而隐喻性极强的“通道”，正是《印度之行》（PassagetoIndia）书名里的关键词。

各种可能性都被这个通道所涵盖，福斯特似乎想说，唯有在充满了“嘭”声的绝对黑暗之中，才可以抵达印度，这个印度，对英国人而言，不只是一块可以猎奇享乐的殖民地，更是一个让他们得以面对自身、审视自身的异域，一如书中的摩尔夫人那样；而对福斯特本人而言，印度是他的情欲所施向的目标，而自信与自卑、柔情和羞耻，在黑暗中会发生难以预期的转化。

1925年1月初，出版不久的《印度之行》已获得一片赞誉，福斯特却在日记里用朦胧的词语缅怀他1921~1922年间的第二次印度之旅，那是他情欲释放最为狂乱的时刻，但阿德尔也在那期间因肺结核去世。永失所爱的福斯特预感到，他在情欲这方面已过了巅峰而见衰，由此导致的空虚和抑郁，仅能指望名声和财富来抚慰了。这不仅是福斯特，也是世上每个凡人的命运。